1948年，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，革命形势激励着每一个有志青年。

　　当时，我和曾一起参加过抗日广西学生军的同学严明（又名严美山，苍梧人），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，志气激昂，但都因没有机会参加革命而苦闷。我们在学生军时，都受过党的教育和影响。1940年底，我在学生军中曾参加过一个党的发展小组，后因联系人伍迁庸被捕死于狱中，失去了和党的联系。1944年底，党组织桂东南起义，领导人吴家宜通知我在家乡容县收集武器，准备响应起义。但很快起义失败，吴家宜牺牲，我又一次失去了和党的联系。但我的心始终向着党，我认为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。于是，我和严明决定到香港去寻找党。

　　到香港后，大家分头去找熟识的、可能会是党员的朋友。我们找到了在香港培侨中学教书的李梓高（解放初期任广州船厂党委书记），很直率地对他表明了我们追求党、追求革命的心愿。李梓高说，党组织的情况，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，你们应该回梧州，在那里搞对国民党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，等你们干工作了，党自然会同你们联系的。

　　我们听了都很兴奋，满怀着希望离开香港。回到梧州后，大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小组开展工作，由我和严明领导。参加小组的共9人，即张阳、严明、周刚、何明世、周邦珉、周邦琨、李单时、周薇、覃超贤。我们先组织学习党的有关报刊，如《整风文献》、《华商报》等，之后，研究如何开展工作，并决定每星期集中汇报并学习一次。在党员李梓高的指导下，我们这样自发地开展了革命活动：

　　首先，对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官僚企业、学校等情况进行秘密调查，包括单位性质、业务负责人、房屋结构、行道路线方向等。当时被我们调查的单位约有50多个，调查材料解放后交给党组织，对接管工作有很大的帮助。

　　然后，派严明通过伪县长潘宗武的关系，到伪苍梧县政府当“政务指导员”。潘过去曾任学生军的指导员，所以严明进去很顺利。“政务指导员”这个职务比较重要，又有权力，他可以到全县各乡镇去检查、督导。严明进去后，凭借职务之便，得到了不少关于国民党伪专员公署和伪苍梧县府及伪警察局的情报。除此之外，严明还到苍梧东安石桥一带去“消极”指导“三征”———实际上是破坏国民党的“三征”。

　　再然后是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。1947年，我在《西江日报》工作，10月，我又介绍周刚进来。12月，因形势恶劣，我被迫离开《西江日报》，但周刚仍坚持在该报工作。1948年，他又同时进了《春秋报》工作。我们要求周刚利用报纸这块阵地，“巧妙地”进行工作，发挥对国民党不利的作用。另—方面，我们还将工作扩展到香港。通过我的关系，周刚当了香港《星岛日报》的“特约记者”，专门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在广西和梧州的黑暗统治。我则通过自己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时认识的老师同学的关系，写新闻通讯到香港《华商报》、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，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。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，是我们小组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　　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，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的。但由于我们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，他们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可是到了1949年5月左右，国民党特务从一封由香港寄到严明、周刚住处（北山街东二巷5号）给周刚的邮件中发现了线索，开始对住宅进行监视。周刚警惕性高，遂即撤离了梧州。接着，国民党在一天晚上出动军警特务包围并搜查了严明住宅。幸好严明机智，他们没能搜出任何证据，国民党军警只得悻然而去。第二天一早，严明撤走。国民党军警上午再来企图抓捕严明，扑了个空。我们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

　　这是我们一群有志青年于1948年至1949年，在党的指导下自发开展的革命活动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回忆起来，还是感到很欣慰自豪。我们的人生道路走对了啊。（张阳  原载梧州日报岁月版）